Netflix新劇《獸藏我心》（The Beast in Me）上線即躋身IMDb周榜前三，贏得了很高的關注度。然而熱度背后，關于劇集本身的質量爭議不斷。該劇取材自轟動一時的真實案件——紐約房地產大亨羅伯特·杜斯特（Robert Durst）涉嫌連環殺人事件。但是這部劇卻未能借力于原型故事的復雜張力，反而在敘事節奏、人物塑造與主題表達上顯得力不從心。
《獸藏我心》海報
噱頭夠大，但故事很差
女主角阿加（Aggie Wiggs）由克萊爾·丹尼斯（Claire Danes）飾演，是一位喪子、離異后隱居郊外的作家，正深陷創作瓶頸。她停滯的生活因隔壁搬來新房主而被打破。新鄰居尼爾（Nile Jarvis），由馬修·瑞斯（Matthew Rhys）飾演，是一位房地產大亨，在其妻子失蹤后與妻子助理再婚，成為殺妻嫌疑的最大焦點。尼爾主動找上阿加，以提供寫作素材為名，強勢介入她壓抑封閉的世界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當他得知阿加幼子死于車禍而肇事者始終逍遙法外后，第二天，肇事者竟離奇失蹤。這仿佛是尼爾向她遞出的一張無法拒絕的黑暗邀請函。在現實壓力與好奇心的雙重驅動下，阿加決定踏入這場與狼共舞的危險關系。
劇集不斷拋出懸念：尼爾是否殺害妻子？肇事者失蹤是否與他有關？并試圖以美劇中常見的政治選舉與FBI查案情節豐富敘事層次。在寫作過程中，阿加不斷被喪子之痛侵襲，而尼爾卻以近乎粗暴的方式，強拉她進入已故兒子的房間，逼她直面未愈的創傷，或許阿加心中還有對肇事者失蹤那一絲難以言說的、復仇般的快意。
阿加與尼爾
然而，劇情在關鍵處卻顯得乏力。尼爾最終因與現任妻子爭吵時不慎自曝罪行，錄音成為定罪證據而入獄。更突兀的是，他在獄中尚未經受法律審判、真相也未完全公開之際，竟被叔叔雇兇刺殺。這一安排不僅削弱了前期累積的懸疑張力，也讓角色結局顯得倉促而敷衍。
阿加在后續的演講中反思道：“我們應如何看待尼爾的死？是惡有惡報，還是大快人心？……我曾將復仇視為另一種哀悼，尼爾嗅到我心中的血腥，將我的故事變為現實。他如黑暗天使，吞噬我的憤怒，代我完成那說不出口的愿望……我是這場循環中的共謀，絕非清白。”這段獨白意圖展現角色的自省與對善惡界限的質疑，并借佛教中“業力”（Karma）的概念，試圖超越傳統善惡報應的敘事框架。
然而，這樣的主題升華卻顯得生硬而勉強。尼爾在劇中幾乎被塑造成純粹的惡之化身，缺乏足夠的內在動機與人性深度，家族對他的控制也一筆帶過。他的惡行如游戲般輕率，殺人仿佛踩死螞蟻，缺乏更復雜的心理鋪墊。而劇集在人物塑造與節奏把控上的不足，更導致對人性灰度的探討始終停留在表面。善惡未必分明，撒旦未必猙獰，可惜《獸藏我心》在刻畫與詮釋上，都還欠一把火候。
真實案件與蒼白改編之間的落差
劇中房地產大亨涉嫌殺妻的設定，不難令人聯想到現實中的羅伯特·杜斯特（Robert Durst），那位曾在美國掀起輿論巨浪的豪門之子。他所涉的三起命案（妻子、密友與鄰居），其轟動程度不亞于辛普森殺妻案，也多次被搬上銀幕。
2010年，由高司令（Ryan Gosling）主演的《所有美好的東西》首次嘗試將杜斯特的故事劇情化。影片聚焦于主角扭曲的童年，7歲喪母，成長于強權父親的陰影下，一步步走向毀滅他人亦自我毀滅的悲劇。盡管該片上映后反響平平，卻意外引來了杜斯特本人的關注，他主動聯系導演安德魯·杰瑞克奇（Andrew Jarecki），接受了多年來的首次專訪，從而催生了2015年震撼全美的紀錄片《紐約災星》（The Jinx）。
《所有美好的東西》與《紐約災星》第一季、第二季海報
這部紀錄片不僅呈現了杜斯特口中7歲被父親帶去目睹母親跳樓的創傷記憶（后被其弟道格拉斯公開否認），也揭露了他早在10歲時就被心理醫生標注可能具有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傾向。紀錄片不再只是記錄，更成為推動現實案情發展的關鍵。德斯特在這部紀錄片中變相坦白了自己所犯罪行。在片中一個場景中，麥克風捕捉到他在浴室里喃喃自語：“我到底干了什么？……當然是把他們全殺了”。在節目播出前后，杜斯特因涉嫌謀殺好友蘇珊·柏曼被捕，片中那些近乎自白的片段，也成為司法進程中的一環。
反觀《獸藏我心》，其根本問題不在于將尼爾塑造成一個天生殺人狂，而在于未能構建起令人信服的角色邏輯。即便編劇意圖呈現一個天生冷血、缺乏常人情感動機的殺手，這種設定本身也需通過細節、氛圍與敘事來支撐其可信度。然而，劇集對尼爾父親與叔叔的刻畫僅停留在包庇與監視的淺層，既未深入家族扭曲的關系動力學，也未展現這種環境如何塑造了他的行為模式。
結果是，無論尼爾是有復雜動機的悲劇惡徒，還是無理由的純粹惡種，角色的呈現都顯得單薄。他的惡行缺乏內在的敘事紋理，獄中遇刺的情節也因此失去應有的悲劇張力或命運諷刺，淪為生硬的劇情工具。劇中作家通過采訪逼近真相的線索，雖與現實中的《紐約災星》形成互文，卻因角色塑造的懸浮，難以觸及人性與真相之間的復雜地帶。
當真實案件本身已具備如此強烈的戲劇張力與命運諷刺，《獸藏我心》卻未能借力于此，只能在情節表層游走，錯過了成為一部真正有重量的罪案劇集的機會。
只有生死大事，未見人性幽微
2022年1月10日，羅伯特·杜斯特以79歲之齡病逝獄中。而對他涉嫌謀殺首任妻子凱瑟琳的審判，尚未開啟便隨他的死亡戛然而止。他再一次逃脫了法律制裁，上一次是靠家族勢力與司法漏洞，這一次則是憑借死亡本身。
現實中的杜斯特并未如公眾所期待的那樣殺人償命，劇中的尼爾同樣未死于法律審判，而是倒在獄中由叔叔雇兇的刀下。阿加對尼爾的死抱以同情，將他視作黑暗天使，一個嗅出她心底血腥味、替她完成復仇的共謀者。這樣的設定也觸碰了觀眾對罪與罰的敏感神經。劇中借阿加之口提及杜魯門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，暗示她所追求的正是那種超越道德審判、直指人性復雜性的非虛構筆觸。然而，觀眾是否仍下意識渴求一個惡有惡報的爽文式結局？
杜魯門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中文版書籍封面
事實上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往往只是人們對正義的理想投射。現實中，以疑罪從無為基石的司法體系，在寧可錯放也不錯判的原則下，確實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程序正義，卻也難免造成真兇逍遙法外的結局。對受害者家屬而言，這種源于制度本身的無解之局，帶來的是一種深刻的無力與持續啃噬的憤懣。正義不僅可能遲到，甚至可能永遠缺席。
正是在這一現實困境的映照下，《獸藏我心》中借家族勢力在獄中買兇完成私刑正義的情節，顯得尤為討巧。它聰明地繞過了法律程序的漫長與不確定性，用殺人償命這種最直接、最原始的方式，滿足了觀眾對因果報應的期待。這種敘事選擇，固然提供了某種情感宣泄的出口，卻也不無取巧之嫌。它將復雜的司法倫理與社會矛盾，簡化為一個可以快速了結的暴力閉環，實際上回避了更深層的詰問。
當法律無法交付眾人所望的正義時，我們是否只能退回至原始正義？如果暴力復仇成為被默許的解決方案，那么它與它所懲罰的罪行，界限又在哪里？阿加將尼爾視為黑暗天使，正是試圖觸碰這一灰色地帶，暗示她如何在悲慟與復仇的沖動中，與惡龍纏斗過久，自身亦染上晦暗之色。
真正深刻的悲劇或許不是惡人伏法，而是清白之人如何在追尋正義的過程中，被自身的執念與黑暗吞噬。影視作品屢屢觸及這一命題，正因其背后是無法輕易安放的人性困境。當法律無法全然實現令所有人都滿意的正義，當傷痛無法靠審判平息，受害者家屬該如何自處？是轉向宗教尋求慰藉，還是嘗試諒解以求釋然？抑或在復仇的循環中越陷越深？
這些問題已超出《獸藏我心》所能承載的范疇，卻也恰恰暴露出它在人性探討上的淺嘗輒止。在這一點上，《獸藏我心》提出了問題，卻未曾真正走進問題的核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