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tflix新劇《獸藏我心》(The Beast in Me)上線即躋身IMDb周榜前三,贏得了很高的關注度。然而熱度背后,關于劇集本身的質量爭議不斷。該劇取材自轟動一時的真實案件——紐約房地產大亨羅伯特·杜斯特(Robert Durst)涉嫌連環殺人事件。但是這部劇卻未能借力于原型故事的復雜張力,反而在敘事節奏、人物塑造與主題表達上顯得力不從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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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獸藏我心》海報
噱頭夠大,但故事很差
女主角阿加(Aggie Wiggs)由克萊爾·丹尼斯(Claire Danes)飾演,是一位喪子、離異后隱居郊外的作家,正深陷創作瓶頸。她停滯的生活因隔壁搬來新房主而被打破。新鄰居尼爾(Nile Jarvis),由馬修·瑞斯(Matthew Rhys)飾演,是一位房地產大亨,在其妻子失蹤后與妻子助理再婚,成為殺妻嫌疑的最大焦點。尼爾主動找上阿加,以提供寫作素材為名,強勢介入她壓抑封閉的世界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當他得知阿加幼子死于車禍而肇事者始終逍遙法外后,第二天,肇事者竟離奇失蹤。這仿佛是尼爾向她遞出的一張無法拒絕的黑暗邀請函。在現實壓力與好奇心的雙重驅動下,阿加決定踏入這場與狼共舞的危險關系。
劇集不斷拋出懸念:尼爾是否殺害妻子?肇事者失蹤是否與他有關?并試圖以美劇中常見的政治選舉與FBI查案情節豐富敘事層次。在寫作過程中,阿加不斷被喪子之痛侵襲,而尼爾卻以近乎粗暴的方式,強拉她進入已故兒子的房間,逼她直面未愈的創傷,或許阿加心中還有對肇事者失蹤那一絲難以言說的、復仇般的快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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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加與尼爾
然而,劇情在關鍵處卻顯得乏力。尼爾最終因與現任妻子爭吵時不慎自曝罪行,錄音成為定罪證據而入獄。更突兀的是,他在獄中尚未經受法律審判、真相也未完全公開之際,竟被叔叔雇兇刺殺。這一安排不僅削弱了前期累積的懸疑張力,也讓角色結局顯得倉促而敷衍。
阿加在后續的演講中反思道:“我們應如何看待尼爾的死?是惡有惡報,還是大快人心?……我曾將復仇視為另一種哀悼,尼爾嗅到我心中的血腥,將我的故事變為現實。他如黑暗天使,吞噬我的憤怒,代我完成那說不出口的愿望……我是這場循環中的共謀,絕非清白。”這段獨白意圖展現角色的自省與對善惡界限的質疑,并借佛教中“業力”(Karma)的概念,試圖超越傳統善惡報應的敘事框架。
然而,這樣的主題升華卻顯得生硬而勉強。尼爾在劇中幾乎被塑造成純粹的惡之化身,缺乏足夠的內在動機與人性深度,家族對他的控制也一筆帶過。他的惡行如游戲般輕率,殺人仿佛踩死螞蟻,缺乏更復雜的心理鋪墊。而劇集在人物塑造與節奏把控上的不足,更導致對人性灰度的探討始終停留在表面。善惡未必分明,撒旦未必猙獰,可惜《獸藏我心》在刻畫與詮釋上,都還欠一把火候。
真實案件與蒼白改編之間的落差
劇中房地產大亨涉嫌殺妻的設定,不難令人聯想到現實中的羅伯特·杜斯特(Robert Durst),那位曾在美國掀起輿論巨浪的豪門之子。他所涉的三起命案(妻子、密友與鄰居),其轟動程度不亞于辛普森殺妻案,也多次被搬上銀幕。
2010年,由高司令(Ryan Gosling)主演的《所有美好的東西》首次嘗試將杜斯特的故事劇情化。影片聚焦于主角扭曲的童年,7歲喪母,成長于強權父親的陰影下,一步步走向毀滅他人亦自我毀滅的悲劇。盡管該片上映后反響平平,卻意外引來了杜斯特本人的關注,他主動聯系導演安德魯·杰瑞克奇(Andrew Jarecki),接受了多年來的首次專訪,從而催生了2015年震撼全美的紀錄片《紐約災星》(The Jinx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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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所有美好的東西》與《紐約災星》第一季、第二季海報
這部紀錄片不僅呈現了杜斯特口中7歲被父親帶去目睹母親跳樓的創傷記憶(后被其弟道格拉斯公開否認),也揭露了他早在10歲時就被心理醫生標注可能具有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傾向。紀錄片不再只是記錄,更成為推動現實案情發展的關鍵。德斯特在這部紀錄片中變相坦白了自己所犯罪行。在片中一個場景中,麥克風捕捉到他在浴室里喃喃自語:“我到底干了什么?……當然是把他們全殺了”。在節目播出前后,杜斯特因涉嫌謀殺好友蘇珊·柏曼被捕,片中那些近乎自白的片段,也成為司法進程中的一環。
反觀《獸藏我心》,其根本問題不在于將尼爾塑造成一個天生殺人狂,而在于未能構建起令人信服的角色邏輯。即便編劇意圖呈現一個天生冷血、缺乏常人情感動機的殺手,這種設定本身也需通過細節、氛圍與敘事來支撐其可信度。然而,劇集對尼爾父親與叔叔的刻畫僅停留在包庇與監視的淺層,既未深入家族扭曲的關系動力學,也未展現這種環境如何塑造了他的行為模式。
結果是,無論尼爾是有復雜動機的悲劇惡徒,還是無理由的純粹惡種,角色的呈現都顯得單薄。他的惡行缺乏內在的敘事紋理,獄中遇刺的情節也因此失去應有的悲劇張力或命運諷刺,淪為生硬的劇情工具。劇中作家通過采訪逼近真相的線索,雖與現實中的《紐約災星》形成互文,卻因角色塑造的懸浮,難以觸及人性與真相之間的復雜地帶。
當真實案件本身已具備如此強烈的戲劇張力與命運諷刺,《獸藏我心》卻未能借力于此,只能在情節表層游走,錯過了成為一部真正有重量的罪案劇集的機會。
只有生死大事,未見人性幽微
2022年1月10日,羅伯特·杜斯特以79歲之齡病逝獄中。而對他涉嫌謀殺首任妻子凱瑟琳的審判,尚未開啟便隨他的死亡戛然而止。他再一次逃脫了法律制裁,上一次是靠家族勢力與司法漏洞,這一次則是憑借死亡本身。
現實中的杜斯特并未如公眾所期待的那樣殺人償命,劇中的尼爾同樣未死于法律審判,而是倒在獄中由叔叔雇兇的刀下。阿加對尼爾的死抱以同情,將他視作黑暗天使,一個嗅出她心底血腥味、替她完成復仇的共謀者。這樣的設定也觸碰了觀眾對罪與罰的敏感神經。劇中借阿加之口提及杜魯門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,暗示她所追求的正是那種超越道德審判、直指人性復雜性的非虛構筆觸。然而,觀眾是否仍下意識渴求一個惡有惡報的爽文式結局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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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魯門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中文版書籍封面
事實上,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往往只是人們對正義的理想投射。現實中,以疑罪從無為基石的司法體系,在寧可錯放也不錯判的原則下,確實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程序正義,卻也難免造成真兇逍遙法外的結局。對受害者家屬而言,這種源于制度本身的無解之局,帶來的是一種深刻的無力與持續啃噬的憤懣。正義不僅可能遲到,甚至可能永遠缺席。
正是在這一現實困境的映照下,《獸藏我心》中借家族勢力在獄中買兇完成私刑正義的情節,顯得尤為討巧。它聰明地繞過了法律程序的漫長與不確定性,用殺人償命這種最直接、最原始的方式,滿足了觀眾對因果報應的期待。這種敘事選擇,固然提供了某種情感宣泄的出口,卻也不無取巧之嫌。它將復雜的司法倫理與社會矛盾,簡化為一個可以快速了結的暴力閉環,實際上回避了更深層的詰問。
當法律無法交付眾人所望的正義時,我們是否只能退回至原始正義?如果暴力復仇成為被默許的解決方案,那么它與它所懲罰的罪行,界限又在哪里?阿加將尼爾視為黑暗天使,正是試圖觸碰這一灰色地帶,暗示她如何在悲慟與復仇的沖動中,與惡龍纏斗過久,自身亦染上晦暗之色。
真正深刻的悲劇或許不是惡人伏法,而是清白之人如何在追尋正義的過程中,被自身的執念與黑暗吞噬。影視作品屢屢觸及這一命題,正因其背后是無法輕易安放的人性困境。當法律無法全然實現令所有人都滿意的正義,當傷痛無法靠審判平息,受害者家屬該如何自處?是轉向宗教尋求慰藉,還是嘗試諒解以求釋然?抑或在復仇的循環中越陷越深?
這些問題已超出《獸藏我心》所能承載的范疇,卻也恰恰暴露出它在人性探討上的淺嘗輒止。在這一點上,《獸藏我心》提出了問題,卻未曾真正走進問題的核心。